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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 拳 报 恩 心
 
编者按:每一个辉煌的年轮,都书写着奋斗者的足迹,每一次向上拨动的琴弦,都激荡着最美的声音。让“最美人物”讲述“最美故事”,让“最美故事”编成“最美画卷”。 今天,我们一起来倾听原济南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后导师权启镇,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我是原济南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后导师。专业技术级2级、文职级1级,军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军消化专业委员会(第6、第7届)副主任委员、全军消化专业委员会顾问、全国疑难及重症肝病攻关协作组委员、济南军区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济南军区消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军肝硬化专科中心主任、山东省医师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消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青岛市中西医结合肝病研究所顾问,《中华消化病与影像杂志》(电子版)总编辑。1995年6月,在赴北京参加全军科技大会时,非常荣幸的受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及军委领导的亲切接见并集体合影留念。2006年荣获济南军区科技突出贡献奖和山东省科技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先后被评为济南军区“七五”、 “八五”、 “九五”、 “十五”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2015年荣获济南军区总医院建院70周年突出贡献奖。先后获得军队及省部级医疗科技进步奖主研18项,其中二等奖7项、中华医学三等奖1项、国家教委三等奖1项、国家卫生部三等奖1项、军队三等奖8项。发表学术论文138篇、著书(主编)4部。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
 
  1940年11月,我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微山湖西边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里,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苏北已被日寇侵占,老百姓为躲避日寇的残害到处逃难。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有跟着父母四处颠沛流离,躲避日寇烧杀抢掠的苦难历程。每当回想起那段岁月, 感触最深的就是当了亡国奴的人活下来真是很不容易。好不容易熬到了日本投降,正当一家人结束逃亡的日子回到故土,开始憧憬新生活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了内战。亡国奴的日子虽然过去了,可是苦难并没有远离我们。当时我家是上无片瓦遮雨、下无插针容身,只能靠父亲去给地主打长工挣几斗米来养活全家6口人,直到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徐州地区得到解放,我家才终于有了土地和房子,生活逐渐好了起来,我也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
  我经常给孩子们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们穷苦老百姓从苦海中解放了出来,不然的话哪会有今天,我们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永远跟党走!
  穷人孩子早当家,我从小就知道家庭困难,供我上学非常不容易,决心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我的成绩在班级里一直都是第一名。放学后,我还主动帮助父母做些家务活,割草、喂牛、烧火做饭、推磨磨面、拾柴火样样落不下。
  1955年,我考上了徐州市第六中学,学校离家50多公里,每学期只能回家一两次。初中期间,我更加勤奋,尊重老师,团结同学,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我。因为能吃苦,爱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级部里前5名。1958年,我被保送上了高中,并担任了班级干部。虽然学习任务越来越重,可我仍然积极参加学校及班级组织的种菜、养猪等勤工俭学劳动,假期很少回家,而是和同学们合伙到工厂打工,挣些钱来买书、本子及生活用品。所以,从初中到高中的吃住费用,我全都是靠自己的勤工俭学和国家的助学金。六年的中学生活,无论寒冷,还是酷热,为了省几个钱,往返100多公里的路都是步行回家,从未坐过公共汽车,特别是寒冬腊月,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回家,等走完50多公里的路程赶到家时,往往都成了一个“冰雪人”。艰苦的条件逐渐磨砺出了我的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意志和品质。
  1961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疗系,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校大学生。
  1964年6月24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入党志愿书里写的这样一句话:父母给了我肉体上的生命,是共产党给我政治上的生命,我的一切属于党,誓死为党的事业、国防建设奋斗终身是我最大的愿望!
1966年,我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里原定把一部分尖子学生留校,分配到大学的教研室、附属医院及海军医学研究所工作,据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1966年毛主席的“6、26”指示要求大学毕业生要到基层去锻炼,我想,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听从党的召唤和毛主席的话,就主动要求到了海军航空兵第二航空学校任校医,1978年调到济南军区总院消化内科工作至退休。
 
                       
  我国是一个肝病大国,尤其是慢性乙肝、丙肝、酒精肝、肝硬化、肝癌,在世界上发病率最高,每年有近100余万患者死于急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创伤。特别是肝硬化、门脉高压并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大出血最凶险,死亡率高达30~50%。如果病人无手术条件或手术后病人再大量出血,80年代的医生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因失血过多而死去。当时,自己作为一个医生感到非常惭愧,为尽快攻克这个疑难杂症,挽救这类病人生命,我带领科室医务人员不分昼夜查阅国内外医学文献,派人外出学习,并于1984年4月开始进行肝纤维化、肝硬化动物模型及对曲张静脉硬化治疗的实验研究。1985年4月开始临床进行内镜下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硬化剂治疗,该项治疗是通过采用无水酒精(99.5%)作为硬化剂或5%鱼肝油酸钠与99.5%酒精混合的(4:1)硬化剂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不但疗效好,而副作用少,治疗5310余例患者,属国内外领先水平。1986年5月,我又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消化内科陸汉明教授、李定国教授联合,应用钙通道阻滞剂汉防已甲素降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治疗研究,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在动物实验成功的基础上,于1998年起,采用自制汉防已颗粒抗肝纤维化治疗慢性肝病、肝纤维化3280余例患者获得较好的疗效,得到病人及家属的好评,此项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于2008年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为了更好预防和救治病人,我们带着究竟应该怎样能对曲张静脉破裂出血进行前期预测和早期预防治疗,才能有效降低出血发生率和病死率的思考,于1986年10月起,开始了“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预报及预防治疗的研究”。经过276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中—重度无出血患者的预防性治疗,与无采取预防性治疗的对照组相比较,敏感性为94%,特异性为85%,大大降低了出血发生率和死亡率。本研究属国内外首创,此项研究为我们带来了1990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随着内窥镜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硬化、套扎治疗的大力开展,1996年,我又带领科室团队开始多环结扎器的研究并应用于临床,1998年,自制的六环结扎器获得国家实用型专利。用自制的六环结扎器开展密集结扎法,当时国际上也只有美国、日本等少数科技发达国家能够开展,而且报道的病例也很少。我们开展的密集结扎法,不论每次结扎的点数或做的病例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国外报道。密集结扎法实施难度大,对技术操作要求高,国外对重度的曲张静脉一条最多只能结扎1~2个点,我却做到了6个点,4条曲张静脉1次最多可结扎24个点,这是国内外首创。密集结扎法阻断血流快、曲张静脉消失快,术后再出血率低的优点,使其在临床上大显身手,先后治疗患者13630余例,大大降低了患者出血的死亡率,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
  医学高峰是无止境的,为了防止内镜下硬化、套扎消失后的静脉曲张复发再出血,我们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内镜下粘膜层加固治疗。自1999年起,我们在电子超声内镜引导下对套扎治疗消失的静脉曲张进行粘膜下的加固治疗,大大提高了加固治疗靶点的准确性,提高了加固治疗效果。据国内外报道,日本套扎术后消失后的曲张静脉5年复发率高达57.9%,国内5年复发率为24.6%,我们开展的加固治疗后5年复发率仅为4.7%,远远低于国内外的报道。这项技术属国内外领先的水平,并获得2008年度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
  从医50多年,治病救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是我的宗旨,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只要病人有需要,我总是随叫随到。有时抢救病人一整夜,第二天仍坚持门诊或查房。
  有些病人家里很困难,不能住院治疗,只能门诊治疗后到医院附近的小旅馆里居住观察一夜后再回去,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仔细地交待病人注意事项,有时晚上还专程到旅馆去看望病人。对住院病人,更是细心、细心,再细心,从不敢有半点懈怠和疏忽。
就我国目前的普通百姓而言,大多数还只是刚解决了温饱,家人一旦生病,对每个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为了尽量给病人减轻经济负担,50多年来,我始终坚持的原则就是:能用一般检查就能确诊的病,决不做特殊检查,能用一般药物治疗的病,决不开贵重药。我经常对科室医护人员讲:视病人如亲人,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态度和蔼、热忱、技术精益求精,这是我们做医生本分,只有时时想到病人,处处为了病人,时刻用一颗报恩的心来对待病人,我们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这身白大褂和绿色军装。因为,只有老百姓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才是我们解放军战无不胜的靠山和力量的源泉!。
(权启镇口述  石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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